月涌大江流

· 『所有网志』 (92)
· 红楼梦 (1)
· 诗言志 (1)
· 有关科学 (9)
· 转载 (17)
· 饮食养生 (6)
· 生活常识 (4)
· 学习笔记 (6)
· 杂感 (20)
· 时事动态 (9)
· 学人春秋 (14)
· 未分类 (5)
· 我的歪酷 非非共享界
· 天涯社区
· CSDN blog
· Bjarne Stroustrup's homepage
· 读书中文网
· 豆瓣
· 杨奎松个人网站
· 萨苏的BLOG
· 孔夫子旧书网
· COS论坛

订阅 RSS

0042856

歪酷博客

理想之灯 烛照万邦
聚散之间 @ 2011-01-18 19:44

李安早期拍了几部反应中西文化冲突的片子。这两天看了其中两部,《喜宴
和《推手》。《喜宴》反应的是,对中国人而言,结婚、生子不仅是人生大事,
更重要的,这是整个家族的事,事关家族荣誉和香火的接续。不仅仅是个人的
事。所以,伟同假结婚不打算办喜宴的时候,师长脸老得老长,等老陈说拿出
自家饭馆的一层给他们办酒宴之后,又喜得眉花眼笑。结婚对于家长和家族的
意义不言而喻。这特别事关家长的“面子”:结婚是结给别人看的,不然如何向
亲友交待?不办喜宴,老高的人生就好像不完整,家族也面上无光。所以鲁迅
当年讥笑繁复的结婚仪式就像是“性交广告”,不可谓不激愤,可是对于千年陈
规陋习,不如此痛击恐不足以浇醒某些顽固守旧派的花岗岩脑袋。所以也特别
能理解为什么我的父母也坚决要求我们回家结婚了。在老的社会,这恐是宣告
家中男子的真正成人的大仪式:一定要宣告四邻,遍邀所有亲友。人来得越多
越好,场面越大越光荣。中国人就活在这样的“面子”里,这就是我们的人生。

而《推手》中的男主人公则在家庭安宁和赡养老父亲的矛盾中醉酒失态,筋疲
力竭。娶了一个美国妻子的他的家庭,更适合美式小家庭的独立与自由,而并
没有足够的空间留与年老的父亲。其安排老父亲与另一寡居的陈老太太交好而
希望他能与之发展感情成家独立生活的计划被识破后,老父亲愤而出走,终于
因在饭馆打工时在与老板的争执中被逮进监狱。得知此讯,儿子在牢房里对着
老父亲痛苦不已,扑入其怀中。此时不禁令人落泪。我想,有多少中国的年轻
人,在成立现代家庭后,也面临着这样的矛盾冲突。这痛哭,分明显示了中国
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的转型,是多么的艰难而又痛苦。然而这是我们不得不完
成的任务。近代100多年的民族屈辱史早就说明了这一点。

李安的电影是真的有“电影”味,讲一个故事,说明一个道理。导演真正在思考,
也启发观众去思考。为了表达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李安选择的切入点很好,
身居美国的华人家庭。一种文化,身处其中,难以自察。在与他种文化的对照中,
其性格特点,则十分突出而鲜明。来自中国的华人,难以摆脱原来社会观念和文
化的影响,即使个人做的到,家庭关系也会不断把你重新纳入到原来的观念中。
而在美国生活,又要融入当地社会和文化,受西式家庭观念和个人观念的影响。
在这种文化冲突的夹缝中,个人的焦灼、彷徨与痛苦,用艺术的手法表现出来,
就是李安的成功。《喜宴》中尤其安排伟同是个同性恋,这种戏剧性效果更显著
了,而且与传统观念的冲突更激烈。虽然高家夫妇最后还是默认了这事实。《推
手》的结尾,老父亲还是搬出来自己住了,做太极师傅,收了一堆学生,也算自
食其力了。陈老太太也自己生活。他们是否走到一起而共同生活,影片没有说。
但是,我们其实还是可以思考,究竟中国式的由儿女赡养老人的种方式好,还是
西方式的将老人交给社会服务系统的好?有没有折衷的办法?

中国传统的社会实质是一种“家族”社会。个人的一切,从出生到死亡,都是在
家族中的。小的时候出生在家族中,接受家族的照料、教育,乃至荫庇;长大
了,求取功名,则是为了光耀门楣;年老,则儿孙绕膝,接受后辈的奉养,享
受天伦之乐;死后被供起来,每年被“祭祖”。可以说,每个中国人都是生而自
由的,却无往而不在家族关系之中。中国人传统的关系中,唯一较具社会性的
是朋友关系,却也只是“兄弟”关系的模拟和延伸。真是无法。这种家族关系的
套索,套在中国人身上已经上千年,如今并未完全除去。大多数中国人其实很
少真正为自己而活过,可能今天的许多中国年轻人已经在这么做了。而无论如
何,中国那种传统的大家族生活的观念和模式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了。现代社
会的基本观念是政治上法治、民主,经济上自主自立,个人权利和义务清晰明
了。在现代社会,个人从家族中解放了出来,还原为独立自由的个体,还原为
自己。每个这样的个体独自面对社会和国家,现代的公民就这样形成了。在传
统家族社会中,权责利都是以家族为本位的,整个国家是建立在无数家族的基
础上。国家实际上是看不到个人的。现代国家则绝对是建立在现代公民社会的
基础上,税收体制、政治架构,都是以独立的个体人的观念为基石的。

回头看去,在整个20世纪,中国自身的社会和文化变了很多。特别是作为
中国文化基石的家族生活和观念的相对衰落,是中国传统文化痛苦转型的见证,
同时也构成了中国重新崛起的基础。而中国的崛起,绝不仅仅是经济和军事实
力的大幅跃升,而是一个现代公民社会的养成,是传统文化的成功转型。




 
聚散之间 @ 2010-08-20 21:23

做研究,写文章,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方方面面都得 注意到,想得到。文辞,格式,参考文献,更别替在文章框架和内容上花费的心思了。 不到最终发表都不算完,就不提那些发表之后还要再发个纠正错误说明的了。 所以,所有在认真工作基础上做出的文章,无论大小,都是值得尊重的。我们在 读这些文章的时候,也应当怀着一种敬意。这种敬意,不限于那些名垂青史的文 章。“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爱因斯坦1905年的那几篇论文,也是“光焰万丈长” 的,是会被人类永远铭记的。大多数“文学青年”的文章却并没有这样的光芒; 大多数的科研论文也是要淹没在学术发展史中的。这种被淹没,不是证明这些文章 都是垃圾:轻易的否定,和轻易的肯定一样,都是对评价对象的不严肃、不公正对待。 那些认真做出的微小工作也是在人类认识自然道路上的一中虔诚努力,无数的努力, 推动了科学的进步。天才的创造,也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 然而即使不能“千古”流传,辛苦做出的文章也是寸心皆知的,特别是对于作者而言。 这也是为什么在必要的时候要引用前人工作的原因:这是在向前人的工作致 敬,正如别人向你的工作致敬一样。所以文章的署名一定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轻易在别人的文章上署名,即使是被“力邀”,也是在“掠”他人之美。
 


 
聚散之间 @ 2010-08-10 14:41

这真是一篇痛快淋漓的文字。虽然“摘句”为鲁迅在文中所痛诋,不免还是摘句如下。

“譬如勇士,也戰斗,也休息,也飲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點,畫起像來,挂在妓院里,尊為性交大師,那當然也不能說是毫無根据的,然而,豈不冤哉!我每見近人的稱引陶淵明,往往不禁為古人惋惜。” 这是在说选集之类作品的狭隘,以及自误误人。

“不過這還是空腹高心之談,因為雖是“中流”,也并不一概,即使同是剽竊,有取了好處的,有取了無用之處的,有取了坏處的,到得“中流”的下流,他就連剽竊也不會,“老庄”不必說了,雖是明清的文章,又何嘗真的看得懂。” 抨击林语堂的只看上流及下流之书的言论。 读此文,林语堂君窘迫吗? 下文接着举例。笔可杀人,何况鲁迅先生之笔。真如匕首,直刺迂腐及虚伪君子。

此文见《且介亭杂文二集》。先备录与此,容后慢慢赏析。以下皆为摘引。

例如罷,——這种舉例,是很危險的,從古到今,文人的送命,往往并非他的什么“意德沃羅基”〔10〕的悖謬,倒是為了個人的私仇居多。然而這里仍得舉,因為寫到這里,必須有例,所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者是也。但經再三忖度,決定“姑隱其名”,或者得免于難歟,這是我在利用中國人只顧空面子的缺點。

我在這里也犯了“文人相輕”罪,其罪狀曰“吹毛求疵”。但我想“將功折罪”的,是證明了有些名人,連文章也看不懂,點不斷,如果選起文章來,說這篇好,那篇坏,實在不免令人有些毛骨悚然,所以認真讀書的人,一不可倚仗選本,二不可憑信標點。

我想,立“靜穆”為詩的极境,而此境不見于詩,也許和立蛋形為人体的最高形式,而此形終不見于人一樣。

如果多少和社會有些關系的文字,我以為是都應該集印的,其中當然夾雜著許多廢料,所謂“榛楛弗剪”〔35〕,然而這才是深山大澤。現在已經不像古代,要手抄,要木刻,只要用鉛字一排就夠。雖說排印,糟蹋紙墨自然也還是糟蹋紙墨的,不過只要一想連楊村人之流的東西也還在排印,那就無論什么都可以閉著眼睛發出去了。〔36〕中國人常說“有一利必有一弊”,也就是“有一弊必有一利”:揭起小無恥之旗,固然要引出無恥群,但使謙讓者潑剌起來,卻是一利。 

石在,火种是不會絕的。但我要重申九年前的主張:不要再請愿〔50〕!




 
聚散之间 @ 2010-07-31 19:33

做任何事情都有风险,但不能因为有风险就不去做。

有压力很正常,没有压力的人生是不完全的。如果压力增加一分,我们抗压的能力就要增加两分。

安排时间真的很重要。如果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按照紧急和重要程度排个次序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如果自己目前的这点事情都忙不过来,那么将来还能做什么事情?

做研究,最重要的是概括问题的能力-我指的是对我们这种普通人,天才不在此列。形成问题之后,寻找各种方案去解决它,把解决的过程写下来,再阐述一下其意义,就是一篇文章了。对问题的把握能力,反映的是一个研究者对本领域的掌握程度,体现的是最基本的学术素养。


 
聚散之间 @ 2010-03-01 19:03

我决定推行自己的"三不"政策, 即不紧张,不生气,不激动.生活应该是快乐的, 而不是忧伤的. 生命只有一次, 它是用来享受的, 而不是用来挥霍的,蹂躏的. 每一天, 每一时, 每一刻, 都力图要过得对得起这仅有一次的珍贵的生命. 我们的人生, 当回首时, 应该可以说一句, 值了. 才不枉到这世上走一遭. 生活中, 大事小事, 有些事不必太认真. 看开些, 想开点. 生气时就想想, 这一刻这样过是否太愧对生命了?  一句话, take it easy.


 
聚散之间 @ 2009-06-25 15:20

起风了 一切都很清楚 他要拿走F 人是会被逼疯的 被迫远离 在一片荒芜的世界里 我们能否找到自由之身?


 
聚散之间 @ 2009-02-25 11:22

两岸的问题说来说去是对于中央政府认同的问题,是一个国家认同的问题。对方的利益和
感情和立场可以理解。无论强调中华民国正统,还是要求独立,还是最近有人提出加入美
利坚合众国或中美共管,都是基于其自身的利益和认知。台湾的确处在完全自治的状态下,
但是国际法上目前它并不成为一个主体,这个事实无法改变。而这正是目前台湾人的困境,
在认知和事实之间的矛盾挤压下的困惑。中华民国的法统已死,也只能让马英九在他自己
的“总统”官邸内把玩一下而已。大势所趋,台湾在一个中国框架下只有做地方的命运。
这是两个中央政府(两个党派,两种救国理念)历史性竞争的结果。第一回国民党军事政
治完败;第二回大陆经济建设失败,确切地说是民生建设失败;第三回大陆在综合国力和
未来发展上获胜(虽然目前尚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而台湾并没有失败。所以如果台湾
人民及其统治精英初衷不改的话(都是为了中国的现代命运寻找一条前途),那么分裂的
国家和民族再度统一是历史的必然。

两岸问题之复杂还在于彼此的社会和人民长期的隔阂,造成了在立场、感情、态度上的差
异。过去,两岸的政府都基于各自的意识形态和统治需要分别对治下的人们进行了宣传洗
脑,许多时候都是不顾事实,肆意歪曲抹黑对方的。这种洗脑的结果,现在依然在发挥着
一些作用-特别是对岸那边-使得双方一般人民之间的理解和沟通存在很大的问题。改变这
种状况,需要时间,需要各自对于双方的历史进行一个再认识的过程,对于双方的现状重
新进行评价。无论如何,二者的源头都是一个共同的中国近代社会,在经过了不同的历史
轨道之后,如果要再度聚合,需要一个重新认识、理解、接纳对方的过程,同时对于组成
的新国家形成一个共同的认知。

一次一个台湾女网友在一论坛谈起某些上了岁数的台湾人媚日的问题(因海角七号而起)。
50年,对于历史只是一瞬,可是对于他们是大半生,他们的童年就在那种日化教育下成长
,他们也身不由己。对于日式风格更亲切,对于他们父辈的“唐山”更为隔膜,也实在是
没有办法。这意味着,历史的大趋势无法抹杀微观主体的思想感情,他们常常是与宏观历
史及其认知相违背的。如此以来,只有各自多一些理解,少一些简单的指责,对于缓和情
绪才有好处。这一点大陆这边显然要做很大的努力。凡事有果必有因,一个人一个群体的
某种意识和行动必有其内在的逻辑。想当然的把自己的主观意愿强加在别人头上是行不通
的,带来的只能是更多的误解。同时,许多台湾人也没有以一种同情的态度去理解大陆的
历史及其政府和人民的种种。各种人间的苦难,如果还视对方为同胞的话,至少会有一种
同情和悲悯。可是只会高高的站在云端,傲视着对方。这样一种态度,怎能增进相互了解?
简单的意识形态宣泄和口号,是不能当作正义的武器去鞭挞对方的。

从宏观的角度看,外部势力深深影响了东亚各个政治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是无法回避的历
史和现实。台湾本土势力的崛起(以党外运动-民进党为代表)挑战国民党的统治话语,
结果是把自居正统的国民政府变成台湾一地之政府。这一点法理上其实无关主权,只是干
扰混乱了台湾一般人之国家认同意识,使得他们试图把台湾一地之地方意识上升为国家民
族意识。这又在美日优势文明的助力下(通过站队,潜在的美日台联盟),不断抗拒、排
斥、蔑视大陆的国家认同意识(也是由于国民党长期洗脑宣传的发酵作用),以获取某种
优越感,并取得对于自身的定位和内部认同。所以,如果美国的外部压力遁去,是有助于
台湾人冷静下来认真梳理历史,梳理自己的国家意识的,从而能够坐下来与大陆平等的协
商彼此的关系和未来。

正常情况下随着中美实力的接近,中国的势力范围将逐渐向大洋深处延伸,美国在东亚和
台湾的影响就逐渐消退。可是如果美国挺过了这次的危机,并且足够快的启动下一次技术
革命以拉开他与中国和其它列强之间的距离的话,那么台湾就彻底没有统一的希望了。海
岛君臣将更加铁了心的跟着美式文明走。科技是中美竞争中唯一的不可测变量。集权政府
在具体做一件事的时候效率是很高的。他有极强的动员动力,可以快速积累GDP,积累外
汇储备,发展军事力量,并以此为筹码在国际间折冲樽俎。可是发展科技是一件细活,也
是一件慢活。这是一项需要长期经营,需要耐心的事情。需要整个社会,特别是政府形成
一种真正重视基础科研,重视技术研发,并愿意为此提供一些必要的条件和配套措施的共
识。当今国际产业链的分工格局是,美国加英国是提供新思想新技术和金融资本的国家,
日本德国法国提供了高端制造业技术,俄罗斯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加中东和其他一些发展
中国家主要提供资源,而中国印度墨西哥等等,提供了劳动能力。这个分类也不绝对,比
如日本的科研和资本并不弱,而加拿大澳大利亚绝非只有资源,只是就各自国家的最强项
来说。另外的国家就落在这几类或其中间地带。中国现在面临的任务就是要沿着产业链往
上游爬,至少达到德国日本的地位(也许不会完全取代,但是一定要站稳脚跟),同时具
备一定的提供原创型科学发现和技术的能力。一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长期靠模仿别人而
活,却不能提供新思想新发现,是一件多么扎眼的事情啊。所谓的民族复兴,不能仅仅是
调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的口号,是要切切实实的做出事情的。我们的民族长期信奉勤
劳致富。可是只有勤劳,是不能发展科学技术的。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是用多少民工的
汗水和泪水堆积起来的。这是勤劳的力量,也是国家不够强大的象征。这是美国人民向中
国人打的白条。可是美国人为什么可以这样做?他为什么可以玩金融霸权,坐收铸币税?





 
聚散之间 @ 2009-01-14 19:41

在达尔文的旗帜下

 

    今年是伟大的生物学家、进化理论奠基人查尔斯·达尔文诞辰200周年,也是达尔文的传世巨著《物种起源》发表150周年。如果要追溯生物学的起源,显然远在达尔文之前。例如,哈维宣布发现人的血液循环系统在1628年,胡克发现细胞在1665年,而林奈《自然的系统》第一卷发表于1735年。但是,生物学获得尊严自达尔文始。直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科学哲学界还在争论生物学是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也就是说,生命现象的规律是否最终可以还原为物理规律,从而根本上生物学知识只是物理规律的推论。在这些论战中,继承了达尔文进化思想的现代综合进化论者如Ernst Mayr用雄辩的事实证明生物学的研究不能被基于物理学规律的逻辑推理所代替,生命现象尤其是物种的进化大多是在与物理现象不同的层面上进行的[1]

回到150年前,当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时,当时的学术界、思想界乃至整个社会都被震动了。进化思想不是达尔文的独创,拉马克、华莱士(1858年与达尔文向英国皇家学会提交进化论论文)乃至达尔文的爷爷都有某种形式的进化思想[2]。达尔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以丰富的物种培育和生物地理学的例子,证明了物种进化的确是大自然的一个基本事实。进一步,达尔文提出了物种进化的基本机制,即自然选择。《物种起源》发表之后,人们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思想,同时却拒绝了他的自然选择理论。1900年,奥地利修道院牧师孟德尔的豌豆杂交实验结果被“重新发现”,迅速成为经典遗传学的起点和基础。此时期,人们提出了无数种替代“自然选择”的理论以解释进化现象。新拉马克主义风行一时。伟大的遗传学家托马斯·摩尔根(1933年被授予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第一个获此奖项的遗传学家)相信某种形式的中性理论,即进化的主要动力是自发发生的有益突变,而自然选择的主要作用在于筛选掉那些有害的突变[3]。后来他又提出,如果一个突变即非有利也非有害,那么这一突变是否可以在种群中固定下来完全是随机的,取决于这一突变发生的几率[4]。摩尔根的观念随后被现代综合进化论的浩大声势所淹没。现代综合进化论的建立起源于20世纪初生物学界关于达尔文的进化论与孟德尔的遗传理论之间的分歧的争论。为了解决这两个理论之间貌似不可调和的分歧,生物数学家费歇尔(Ronald A Fisher)以及赖特(Sewall Wright)、霍尔丹(J.B.S. Haldane)在19201930年代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建立了群体遗传学的数学基础,证明进化论和遗传理论事实上彼此一致的,孟德尔的遗传理论事实上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提供了微观解释机制。1930年代后,在生物学家杜布赞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的带领下,这一数学理论被引入生物学,并为一系列遗传学的实验所证实。至1950George Stebbin发表的《植物的变异与进化》(Variation and Evolution in Plants)一书为止,现代综合进化论基本确立了其在生物学各领域中的统治地位。可以说,这是生物学界第一个获得极大成功的理论范式,也应该是二十世纪生物学的两大成就之一(另一个是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用杜布赞斯基的学生、著名进化生物学家阿亚拉(Francisco Ayala)的话说,综合进化论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为解释进化现象所创立的一整套理论和假设,连同支持这些理论和假设的一系列科学事实以及证伪其它假说的实验[5]。这是一棵大树,有些枝条由于被实验证伪而被砍去,有些新枝条则在新的实验事实的支持下发展出来。不过其核心却没有改变,那就是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主要机制,突变、物种迁徙和随机漂变本质上都只是随机因素,不能决定进化的方向;突变的主要作用在于提供自然选择的基本材料,而自然选择是一种创造性的力量,可以促使新的性状特征的出现。1953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开启了生物学的分子时代,人类对于生命现象的探索真正进入了发掘其底层机制的时代。蛋白质序列,基因序列开始成为可能的研究对象。1960年代,基于新发现的事实,美籍日裔生物学家木村资生(Motoo Kimura)提出了分子进化的中性理论[5]他认为,在各种分子突变中,有益突变是很少的,有害突变会很快被自然选择纯化掉,可能的替代性突变主要是那些选择上中性的突变。如此一来,分子进化速率将取决于位点突变速率,只要突变率不变,那么分子进化速率就不会改变。同时,KingJukes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分子中性进化理论。他们认为,蛋白质序列里的残基替代主要是由于中性突变位点的随机固定产生的,突变是进化的主要动力,自然选择的主要作用只是清除那些有害突变[7]。这非常接近于摩尔根的进化理论。他们同时预测,那些在功能上和结构上要求比较严格的蛋白的替代速率要小一些,同时一个蛋白的功能上重要的区域要比功能上不重要的区域发生替代的肯能性小一些。自中性进化理论提出以来的四十年间,关于自然选择在进化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更大还是中性突变起的作用更大激起了无数的讨论。选择主义(selectionism)和中性主义(neutralism)的战争几乎在每一个可能的战场上打响。如关于上面提到的氨基酸和核苷酸的替代,关于哺乳动物染色体上等色线(isochore)的进化[8],关于密码子偏好性的进化[9]等等。去年1120号的Nature杂志刊出一期纪念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表149周年的讨论。在P317-318上登载了一些生物学家个人对2009年-达尔文之年的最大期待。著名分子进化学家Masatoshi Nei直言不讳的说,他希望2009年能启动进化研究领域里的范型转换(paradigm shift),那就是确立分子中性理论在进化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在同一页,就在Nei的话的前面,另一位生物学家Michael Lynch却谈到:“简而言之,进化就是自然选择”“150年过去了,进化生物学的基本理论框架依然坚如磐石”。侧重点的不同一目了然。应该说,40年来关于选择主义和中性主义的争论澄清了许多问题,人们对进化机制的认识已经大大前进了。无论何种进化理论,必须建立在实实在在的可观察到的物质基础之上。进化说到底是一种自然现象,一种自然机制。没有任何目的和方向性。依著名古生物学家斯蒂芬·古尔德(Stephen J Gould)的看法,甚至人类这种智能生物的诞生本身也是偶然的,而灵长类的脑的进化并不是为了产生意识,乃是另一种适应性进化(如下巴颏的尺寸)的副产品。于是,甚至在生物形态的层面上,偶然性也比从前认为的重要的多。与此同时,Nei认为,中性突变是分子进化的主导力量,他们不仅提供了自然选择得以进行的基本材料,而且也是进化方向的动力之一[10]。在分子中性理论之前,生物学家认为物种间的变异位点更重要,此后却认为物种间保守的位点才是更重要的。这一点已经成为目前比较基因组学中运用最多的同源序列比较工具的理论基础。

不过,达尔文的基本思想依然光芒闪烁。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机制是针对有益和有害突变的,而那些既非有意也非有害的变异却将逃脱自然选择的制约,而变成一种随机涨落的因素(见第四章)。这些中性变异在生物群体中能否固定是随机的。于是,中性理论某种程度上是对于达尔文思想的这一侧面的回应。当然,达尔文对于分子生物学的结果一无所知,今天的中性论者所据以立论的基础是达尔文所不能想象的。但是思想的结构却如出一辙。150年过去了,在进化领域里,自然选择和中性突变的拉锯式争论已经反复进行了两个周期了。基本的思想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可是研究的材料却大大改变了,人们的认识深度大大增加了。150年前,达尔文把进化论的猜想变成了科学。这一转变对人类社会和人类思想的深远影响是无法估量的。神学,哲学,生物学,社会学,宗教乃至整个科学在人类社会和思想中的位置都大大改变了。进化论从根本上改变了人对自身的认识。人类中心主义被物种进化的事实无情的否决了。由此,西方中心主义在整个人类的思想观念中也迟早要衰落,让位于一种真正平等对待各个文化和民族的世界观。根据群体遗传学,一个生物种群得以存活和延续的一个必要条件是种群内部遗传资源的多样性。对人类这个种群来说,人的个体性的生物基础在于基因序列的差异。为了人类种群的最大利益,尊重每个人的个体性,不仅有着社会政治的意义,也是生物学的必然要求。杜布赞斯基说,没有进化之光,生物学将毫无意义[11]150年的进化生物学的进化,是在达尔文的旗帜下进行的,并将继续进行下去。

 

参考文献

[1] Junker, T. 2007. Ernst Mayr (1904–2005) and the new philosophy of biology. J Gen Philos Sci 38:1–17

[2] 查尔斯·达尔文. 1859. 物种起源. 舒德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 Morgan, T. H. 1925. Evolution and gene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

[4] Morgan, T. H. 1932. The scientific basis of evolution. WW Norton, New York.

[5] Ayala, F.J. 2000. Theodosius Dobzhansky: A man for all seasons. Resonance 5:48-60

[6] Kimura, M. 1968. Evolutionary rate at the molecular level. Nature 217:624–626.

[7] King, J. L. and Jukes, T. H. 1969. Non-Darwinian evolution. Science 164:788–798.

[8] Eyre-Walker, A. and Hurst, L.D. 2001. The evolution of isochors. Nat Rev Genet 2:549-555.

[9] Bulmer, M. 1991. The selection-mutation-drift theory of synonymous codon usage. Genetics 129:897–907.

[10] Nei, M. 2005. Selectionism and Neutralism in Molecular Evolution. Mol Biol Evol 22:2318–2342.

[11] Dobzhansky, T. 1973. Nothing in Biology Makes Sense Except in the Light of Evolution. American Biology Teacher 35:125-129

 




 
聚散之间 @ 2008-12-04 21:14

李景均是国际上著名的群体遗传学和人类遗传学家。他1948年的《Introduction to Population Genetics》一书是极少数在中国的土地上写就和出版的享有国际范围内的巨大影响力的专业教科书。本文是对其生平和精神的极好的介绍。了解其人其遭际之后,不禁使人对科学事业在中国的发展和命运感慨良多。我们从小就被教导我们的国家--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伟大的国家。的确,中华文化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有着鲜明特色及独特个性的支脉。然而,我们的民族和文明在近代以来的遭遇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特别是最近100年,在民族的生存和尊严受到西方文明的强烈挑战的大背景下,世人对于中国古典文化的价值产生了强烈的怀疑,这是这100年来我国汹涌澎湃的反传统潮流(以文革为顶峰)的由来。老实说,我不相信整部中国历史只是一部黑暗的奴役和被奴役的专制制度的演绎史。固然,这样简化的观点痛击了演变到近代的中国社会和其中的人所具有的极其阴暗的一些特性,特别是在同时期的西方“文明”社会的映衬之下。可是如果以此推论整部中国史只是毫无意义的专制统治史,则纯粹是一种后见之明,而且抹煞了中国文化当中一直存在的“齐天下”的精神面向和信奉这一价值的士人的不懈努力。只能说,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在西方的崛起是人类史的一个异数。这不是此前的任何一个人类社会中的哪怕最聪明的人所能预见和设想到的。但是,科学一经出现,就必然将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面貌。事实业经表明,这次中国文化的危机和调整是自孔子以来最根本的一次。中国文化的要素已经在进行痛苦的重组和变形,正如在环境剧烈变动下的生物种群的基因库 所经历的快速进化和重组,而其结果是新物种的诞生。事实也已经表明,这种剧烈重组伴随着的是诸多领域中的大规模“西化”。科学及其认识世界的方法论,是中国文化所绝无可有的。为了要将“科学”这一西方文化孕育的奇葩植入中国文化的躯体内,除了尊重科学发现的基本规律而为其提供合适的土壤和氛围,也就是不仅吸收科学知识而其学习西方社会发展科学的经验,没有别的道路。不必惋惜为何中国文化没有孕育出科学。因为整部人类历史事实上是一个整体,是我们人类这个种群在地球上的探索史,所有文明社会中的发现和进展都属于全人类。在这点上,民族的视角是狭隘的。至关重要的是,如果中国文化试图证明自己的价值及其坚韧的个性,便只有全力以赴应对西方文明极其科学所提出的亘古未有的挑战。这需要所有关心中国文化及其命运和前途的人们一起努力,为中国的科学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为在中国发展科学而努力。

文章网址:http://www.ebiotrade.com/newsf/2008-8/200882593558.htm



 
聚散之间 @ 2008-08-27 19:34

随着北京奥运会的结束,随着中美体育金牌榜之争以中国高居榜首而尘埃落定,网友关于“举国体制”的争论再次热烈起来。网络真是一个好东西,在中国的公共言论空间很微小的今天,网络提供了一个所有人可以就各种社会现象发表看法的平台。这也许是中国人获得言论公共空间的突破口吧。关于“举国体制”的质疑肯定不是今年才有的。从2000年悉尼奥运会开始,中国的竞技体育开始发力。在奥运金牌榜上,中国在悉尼奥运会上从第二集团领头羊的位置挤掉德国进入了第一集团;在雅典奥运会上挤掉俄国成为了第一集团的中坚;而在这届奥运会上,取代美国登上金牌榜第一的宝座。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速度,就像中国经济起飞的速度,同样令领先了百来年的老牌资本主义强国侧目。在一个白种人主导了百多年的体育盛会上,一个黄种人为主的国家占据了耀眼的位置,这不能不微妙的打击一下“优秀民族”那执拗的自我优越感。上届奥运会上,中国出人意料的拿了32块金牌,德国媒体醋意般的批评说,这些金牌的大多数都是女运动员拿的,中国阴盛阳衰。而对于“举国体育”机制的质疑,自然也是被超越者获得某种心理平衡的角度。不光外国人质疑,现在的许多中国网友也看出来了,“举国办体育”,使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得益的是少数体育官员和优秀的运动员。举国机制的合理性,因此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其实说到底,中美体育机制就是公营和私营的区别。在美国,热爱体育的人自己出钱去私营的训练场馆学习体育技能,出了成绩归自己,收益也归自己;但是如果自己事实上不是那块料,风险也要自己担。所以是自负盈亏。而中国是一种公营体制,政府建立体育培训机构。对美国的体育机构是收入的,对中国的体育机构来说就是投入。由于前期投入是政府出的,所以运动员出了成绩得了奖金,政府就要分一部分,这是政府经营体育事业的收入。比如网球运动员郑洁比赛奖金的一半要上交政府,因为她出国比赛的差旅费报名费等等都是政府出的。中国的举国机制还在于体育培训机构按行政层级划分,优秀运动员从基层被层层选拔。其结果,中国公营的体育机构相对美国那种个人自负盈亏的体育模式的风险就小很多,而国家级体育机构的风险是最小的,因为运动员都是各地选送的体育尖子,成才率很高。中国体育机构的风险都被各级体育机构消化掉了。这种体制有利于从海量的人口中层层筛选拔尖的体育人才,在国际上出成绩是比较快的。对中国运动员来说,练体育是一种谋生的出路,进了各级政府体育队,就是找到了一份工作。中国公营体育事业的成本其实还是在于各地方体育机构的投入。而说到底,中美两国体育机制的差别,还是植根于政治经济体制的差别。在中国就没有这种私营的气氛,也没有搞私营的民间财力。就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来说,大多数人还是为了一日三餐而奔波,没有余裕去按照个人的兴趣发展自我。于是,这类事情便只好由政府来承担了。问题在于,由于中国的近代历史,大多数民众需要这种国家层面的体育成绩。在谋生的同时,普通的中国人再也不想回到那种被污蔑为“东亚病夫”和被瞧不起的时代了。另一方面,由于辉煌历史的记忆,许多中国人内心还存留着顽强的大国心态,竞技体育是较为便捷的实现普通中国人的大国梦的方式。所以,即便是政府用人民的纳税养活了少数顶尖的运动员,人民也没有太多的怨言。在这方面,官方和人民其实是一致的。然而,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的自信心也在提高。对于大国心态的满足,会渐渐不那么渴求,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其它方式来完成。在这种变化下,对于举国体育的质疑之声会越来越强烈,人们对于自己缴纳的税收怎么利用,会越来越想去了解和控制。
        最后顺便说一下,在这次奥运举办过程中,中国的媒体和许多人特别在意西方怎么评价北京奥运会,怎么评价中国观众的表现和怎么评价中国。最显著的就是央视把奥委会主席罗格的那句评价中的“exceptional”翻译成“无与伦比”,遭到了网民的嘲笑和批评。其实,这个“exceptional”到底怎么翻译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做为政府喉舌的国家级媒体,在谈到政府举办的运动会时的那种“(向国人)邀功请赏”的心态,那种渴望听到“友邦”赞许的声音的心态,以及希望向人民表达自己的政绩的心情。其实表达也好,只是刻意拔高就不很妥当了。与此相连的,还是那个“诚信”的问题。孔夫子早就告诫过,民无信不立。信用对政府来说是无价之宝,是比足食足兵还要珍贵的东西。不知道我们的政府为什么还是这么不珍惜。再说这个外国人的评价问题。听听别人怎么谈论自己当然对于正确的认识自己定位自己是很有帮助的了,而且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上,有时不经过他者之眼的确难以明确定位自己。但是过分的在意,只能说明我们的民族还没有足够的自信。西方人对于东方民族的认识带着深深的文化和种族优越论的痕迹。这是他们几百年来征服世界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自我优越感,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所以在看待西方媒体和人士对中国的评价的时候,也要用自己的眼睛审视一下自己,看看别人的评价是否正确。不正确的,却之门外;正确的,虚心接受。其实今年的种种事件已经表明中国人民的极大进步了,我们对于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既没有“友邦惊诧”似的诚惶诚恐,也没有极端民族主义式的激烈抨击,而是据理力争,用事实和我们的勇敢,挫败西方无良媒体向中国人民泼脏水的行为。这是捍卫我们尊严的举动,这是树立自信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