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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酷博客

理想之灯 烛照万邦
聚散之间 @ 2009-06-25 15:20

起风了 一切都很清楚 他要拿走F 人是会被逼疯的 被迫远离 在一片荒芜的世界里 我们能否找到自由之身?


 
聚散之间 @ 2009-02-25 11:22

两岸的问题说来说去是对于中央政府认同的问题,是一个国家认同的问题。对方的利益和
感情和立场可以理解。无论强调中华民国正统,还是要求独立,还是最近有人提出加入美
利坚合众国或中美共管,都是基于其自身的利益和认知。台湾的确处在完全自治的状态下,
但是国际法上目前它并不成为一个主体,这个事实无法改变。而这正是目前台湾人的困境,
在认知和事实之间的矛盾挤压下的困惑。中华民国的法统已死,也只能让马英九在他自己
的“总统”官邸内把玩一下而已。大势所趋,台湾在一个中国框架下只有做地方的命运。
这是两个中央政府(两个党派,两种救国理念)历史性竞争的结果。第一回国民党军事政
治完败;第二回大陆经济建设失败,确切地说是民生建设失败;第三回大陆在综合国力和
未来发展上获胜(虽然目前尚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而台湾并没有失败。所以如果台湾
人民及其统治精英初衷不改的话(都是为了中国的现代命运寻找一条前途),那么分裂的
国家和民族再度统一是历史的必然。

两岸问题之复杂还在于彼此的社会和人民长期的隔阂,造成了在立场、感情、态度上的差
异。过去,两岸的政府都基于各自的意识形态和统治需要分别对治下的人们进行了宣传洗
脑,许多时候都是不顾事实,肆意歪曲抹黑对方的。这种洗脑的结果,现在依然在发挥着
一些作用-特别是对岸那边-使得双方一般人民之间的理解和沟通存在很大的问题。改变这
种状况,需要时间,需要各自对于双方的历史进行一个再认识的过程,对于双方的现状重
新进行评价。无论如何,二者的源头都是一个共同的中国近代社会,在经过了不同的历史
轨道之后,如果要再度聚合,需要一个重新认识、理解、接纳对方的过程,同时对于组成
的新国家形成一个共同的认知。

一次一个台湾女网友在一论坛谈起某些上了岁数的台湾人媚日的问题(因海角七号而起)。
50年,对于历史只是一瞬,可是对于他们是大半生,他们的童年就在那种日化教育下成长
,他们也身不由己。对于日式风格更亲切,对于他们父辈的“唐山”更为隔膜,也实在是
没有办法。这意味着,历史的大趋势无法抹杀微观主体的思想感情,他们常常是与宏观历
史及其认知相违背的。如此以来,只有各自多一些理解,少一些简单的指责,对于缓和情
绪才有好处。这一点大陆这边显然要做很大的努力。凡事有果必有因,一个人一个群体的
某种意识和行动必有其内在的逻辑。想当然的把自己的主观意愿强加在别人头上是行不通
的,带来的只能是更多的误解。同时,许多台湾人也没有以一种同情的态度去理解大陆的
历史及其政府和人民的种种。各种人间的苦难,如果还视对方为同胞的话,至少会有一种
同情和悲悯。可是只会高高的站在云端,傲视着对方。这样一种态度,怎能增进相互了解?
简单的意识形态宣泄和口号,是不能当作正义的武器去鞭挞对方的。

从宏观的角度看,外部势力深深影响了东亚各个政治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是无法回避的历
史和现实。台湾本土势力的崛起(以党外运动-民进党为代表)挑战国民党的统治话语,
结果是把自居正统的国民政府变成台湾一地之政府。这一点法理上其实无关主权,只是干
扰混乱了台湾一般人之国家认同意识,使得他们试图把台湾一地之地方意识上升为国家民
族意识。这又在美日优势文明的助力下(通过站队,潜在的美日台联盟),不断抗拒、排
斥、蔑视大陆的国家认同意识(也是由于国民党长期洗脑宣传的发酵作用),以获取某种
优越感,并取得对于自身的定位和内部认同。所以,如果美国的外部压力遁去,是有助于
台湾人冷静下来认真梳理历史,梳理自己的国家意识的,从而能够坐下来与大陆平等的协
商彼此的关系和未来。

正常情况下随着中美实力的接近,中国的势力范围将逐渐向大洋深处延伸,美国在东亚和
台湾的影响就逐渐消退。可是如果美国挺过了这次的危机,并且足够快的启动下一次技术
革命以拉开他与中国和其它列强之间的距离的话,那么台湾就彻底没有统一的希望了。海
岛君臣将更加铁了心的跟着美式文明走。科技是中美竞争中唯一的不可测变量。集权政府
在具体做一件事的时候效率是很高的。他有极强的动员动力,可以快速积累GDP,积累外
汇储备,发展军事力量,并以此为筹码在国际间折冲樽俎。可是发展科技是一件细活,也
是一件慢活。这是一项需要长期经营,需要耐心的事情。需要整个社会,特别是政府形成
一种真正重视基础科研,重视技术研发,并愿意为此提供一些必要的条件和配套措施的共
识。当今国际产业链的分工格局是,美国加英国是提供新思想新技术和金融资本的国家,
日本德国法国提供了高端制造业技术,俄罗斯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加中东和其他一些发展
中国家主要提供资源,而中国印度墨西哥等等,提供了劳动能力。这个分类也不绝对,比
如日本的科研和资本并不弱,而加拿大澳大利亚绝非只有资源,只是就各自国家的最强项
来说。另外的国家就落在这几类或其中间地带。中国现在面临的任务就是要沿着产业链往
上游爬,至少达到德国日本的地位(也许不会完全取代,但是一定要站稳脚跟),同时具
备一定的提供原创型科学发现和技术的能力。一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长期靠模仿别人而
活,却不能提供新思想新发现,是一件多么扎眼的事情啊。所谓的民族复兴,不能仅仅是
调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的口号,是要切切实实的做出事情的。我们的民族长期信奉勤
劳致富。可是只有勤劳,是不能发展科学技术的。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是用多少民工的
汗水和泪水堆积起来的。这是勤劳的力量,也是国家不够强大的象征。这是美国人民向中
国人打的白条。可是美国人为什么可以这样做?他为什么可以玩金融霸权,坐收铸币税?





 
聚散之间 @ 2009-01-14 19:41

在达尔文的旗帜下

 

    今年是伟大的生物学家、进化理论奠基人查尔斯·达尔文诞辰200周年,也是达尔文的传世巨著《物种起源》发表150周年。如果要追溯生物学的起源,显然远在达尔文之前。例如,哈维宣布发现人的血液循环系统在1628年,胡克发现细胞在1665年,而林奈《自然的系统》第一卷发表于1735年。但是,生物学获得尊严自达尔文始。直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科学哲学界还在争论生物学是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也就是说,生命现象的规律是否最终可以还原为物理规律,从而根本上生物学知识只是物理规律的推论。在这些论战中,继承了达尔文进化思想的现代综合进化论者如Ernst Mayr用雄辩的事实证明生物学的研究不能被基于物理学规律的逻辑推理所代替,生命现象尤其是物种的进化大多是在与物理现象不同的层面上进行的[1]

回到150年前,当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时,当时的学术界、思想界乃至整个社会都被震动了。进化思想不是达尔文的独创,拉马克、华莱士(1858年与达尔文向英国皇家学会提交进化论论文)乃至达尔文的爷爷都有某种形式的进化思想[2]。达尔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以丰富的物种培育和生物地理学的例子,证明了物种进化的确是大自然的一个基本事实。进一步,达尔文提出了物种进化的基本机制,即自然选择。《物种起源》发表之后,人们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思想,同时却拒绝了他的自然选择理论。1900年,奥地利修道院牧师孟德尔的豌豆杂交实验结果被“重新发现”,迅速成为经典遗传学的起点和基础。此时期,人们提出了无数种替代“自然选择”的理论以解释进化现象。新拉马克主义风行一时。伟大的遗传学家托马斯·摩尔根(1933年被授予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第一个获此奖项的遗传学家)相信某种形式的中性理论,即进化的主要动力是自发发生的有益突变,而自然选择的主要作用在于筛选掉那些有害的突变[3]。后来他又提出,如果一个突变即非有利也非有害,那么这一突变是否可以在种群中固定下来完全是随机的,取决于这一突变发生的几率[4]。摩尔根的观念随后被现代综合进化论的浩大声势所淹没。现代综合进化论的建立起源于20世纪初生物学界关于达尔文的进化论与孟德尔的遗传理论之间的分歧的争论。为了解决这两个理论之间貌似不可调和的分歧,生物数学家费歇尔(Ronald A Fisher)以及赖特(Sewall Wright)、霍尔丹(J.B.S. Haldane)在19201930年代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建立了群体遗传学的数学基础,证明进化论和遗传理论事实上彼此一致的,孟德尔的遗传理论事实上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提供了微观解释机制。1930年代后,在生物学家杜布赞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的带领下,这一数学理论被引入生物学,并为一系列遗传学的实验所证实。至1950George Stebbin发表的《植物的变异与进化》(Variation and Evolution in Plants)一书为止,现代综合进化论基本确立了其在生物学各领域中的统治地位。可以说,这是生物学界第一个获得极大成功的理论范式,也应该是二十世纪生物学的两大成就之一(另一个是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用杜布赞斯基的学生、著名进化生物学家阿亚拉(Francisco Ayala)的话说,综合进化论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为解释进化现象所创立的一整套理论和假设,连同支持这些理论和假设的一系列科学事实以及证伪其它假说的实验[5]。这是一棵大树,有些枝条由于被实验证伪而被砍去,有些新枝条则在新的实验事实的支持下发展出来。不过其核心却没有改变,那就是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主要机制,突变、物种迁徙和随机漂变本质上都只是随机因素,不能决定进化的方向;突变的主要作用在于提供自然选择的基本材料,而自然选择是一种创造性的力量,可以促使新的性状特征的出现。1953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开启了生物学的分子时代,人类对于生命现象的探索真正进入了发掘其底层机制的时代。蛋白质序列,基因序列开始成为可能的研究对象。1960年代,基于新发现的事实,美籍日裔生物学家木村资生(Motoo Kimura)提出了分子进化的中性理论[5]他认为,在各种分子突变中,有益突变是很少的,有害突变会很快被自然选择纯化掉,可能的替代性突变主要是那些选择上中性的突变。如此一来,分子进化速率将取决于位点突变速率,只要突变率不变,那么分子进化速率就不会改变。同时,KingJukes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分子中性进化理论。他们认为,蛋白质序列里的残基替代主要是由于中性突变位点的随机固定产生的,突变是进化的主要动力,自然选择的主要作用只是清除那些有害突变[7]。这非常接近于摩尔根的进化理论。他们同时预测,那些在功能上和结构上要求比较严格的蛋白的替代速率要小一些,同时一个蛋白的功能上重要的区域要比功能上不重要的区域发生替代的肯能性小一些。自中性进化理论提出以来的四十年间,关于自然选择在进化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更大还是中性突变起的作用更大激起了无数的讨论。选择主义(selectionism)和中性主义(neutralism)的战争几乎在每一个可能的战场上打响。如关于上面提到的氨基酸和核苷酸的替代,关于哺乳动物染色体上等色线(isochore)的进化[8],关于密码子偏好性的进化[9]等等。去年1120号的Nature杂志刊出一期纪念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表149周年的讨论。在P317-318上登载了一些生物学家个人对2009年-达尔文之年的最大期待。著名分子进化学家Masatoshi Nei直言不讳的说,他希望2009年能启动进化研究领域里的范型转换(paradigm shift),那就是确立分子中性理论在进化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在同一页,就在Nei的话的前面,另一位生物学家Michael Lynch却谈到:“简而言之,进化就是自然选择”“150年过去了,进化生物学的基本理论框架依然坚如磐石”。侧重点的不同一目了然。应该说,40年来关于选择主义和中性主义的争论澄清了许多问题,人们对进化机制的认识已经大大前进了。无论何种进化理论,必须建立在实实在在的可观察到的物质基础之上。进化说到底是一种自然现象,一种自然机制。没有任何目的和方向性。依著名古生物学家斯蒂芬·古尔德(Stephen J Gould)的看法,甚至人类这种智能生物的诞生本身也是偶然的,而灵长类的脑的进化并不是为了产生意识,乃是另一种适应性进化(如下巴颏的尺寸)的副产品。于是,甚至在生物形态的层面上,偶然性也比从前认为的重要的多。与此同时,Nei认为,中性突变是分子进化的主导力量,他们不仅提供了自然选择得以进行的基本材料,而且也是进化方向的动力之一[10]。在分子中性理论之前,生物学家认为物种间的变异位点更重要,此后却认为物种间保守的位点才是更重要的。这一点已经成为目前比较基因组学中运用最多的同源序列比较工具的理论基础。

不过,达尔文的基本思想依然光芒闪烁。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机制是针对有益和有害突变的,而那些既非有意也非有害的变异却将逃脱自然选择的制约,而变成一种随机涨落的因素(见第四章)。这些中性变异在生物群体中能否固定是随机的。于是,中性理论某种程度上是对于达尔文思想的这一侧面的回应。当然,达尔文对于分子生物学的结果一无所知,今天的中性论者所据以立论的基础是达尔文所不能想象的。但是思想的结构却如出一辙。150年过去了,在进化领域里,自然选择和中性突变的拉锯式争论已经反复进行了两个周期了。基本的思想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可是研究的材料却大大改变了,人们的认识深度大大增加了。150年前,达尔文把进化论的猜想变成了科学。这一转变对人类社会和人类思想的深远影响是无法估量的。神学,哲学,生物学,社会学,宗教乃至整个科学在人类社会和思想中的位置都大大改变了。进化论从根本上改变了人对自身的认识。人类中心主义被物种进化的事实无情的否决了。由此,西方中心主义在整个人类的思想观念中也迟早要衰落,让位于一种真正平等对待各个文化和民族的世界观。根据群体遗传学,一个生物种群得以存活和延续的一个必要条件是种群内部遗传资源的多样性。对人类这个种群来说,人的个体性的生物基础在于基因序列的差异。为了人类种群的最大利益,尊重每个人的个体性,不仅有着社会政治的意义,也是生物学的必然要求。杜布赞斯基说,没有进化之光,生物学将毫无意义[11]150年的进化生物学的进化,是在达尔文的旗帜下进行的,并将继续进行下去。

 

参考文献

[1] Junker, T. 2007. Ernst Mayr (1904–2005) and the new philosophy of biology. J Gen Philos Sci 38:1–17

[2] 查尔斯·达尔文. 1859. 物种起源. 舒德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 Morgan, T. H. 1925. Evolution and gene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

[4] Morgan, T. H. 1932. The scientific basis of evolution. WW Norton, New York.

[5] Ayala, F.J. 2000. Theodosius Dobzhansky: A man for all seasons. Resonance 5:48-60

[6] Kimura, M. 1968. Evolutionary rate at the molecular level. Nature 217:624–626.

[7] King, J. L. and Jukes, T. H. 1969. Non-Darwinian evolution. Science 164:788–798.

[8] Eyre-Walker, A. and Hurst, L.D. 2001. The evolution of isochors. Nat Rev Genet 2:549-555.

[9] Bulmer, M. 1991. The selection-mutation-drift theory of synonymous codon usage. Genetics 129:897–907.

[10] Nei, M. 2005. Selectionism and Neutralism in Molecular Evolution. Mol Biol Evol 22:2318–2342.

[11] Dobzhansky, T. 1973. Nothing in Biology Makes Sense Except in the Light of Evolution. American Biology Teacher 35:125-129

 




 
聚散之间 @ 2008-12-04 21:14

李景均是国际上著名的群体遗传学和人类遗传学家。他1948年的《Introduction to Population Genetics》一书是极少数在中国的土地上写就和出版的享有国际范围内的巨大影响力的专业教科书。本文是对其生平和精神的极好的介绍。了解其人其遭际之后,不禁使人对科学事业在中国的发展和命运感慨良多。我们从小就被教导我们的国家--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伟大的国家。的确,中华文化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有着鲜明特色及独特个性的支脉。然而,我们的民族和文明在近代以来的遭遇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特别是最近100年,在民族的生存和尊严受到西方文明的强烈挑战的大背景下,世人对于中国古典文化的价值产生了强烈的怀疑,这是这100年来我国汹涌澎湃的反传统潮流(以文革为顶峰)的由来。老实说,我不相信整部中国历史只是一部黑暗的奴役和被奴役的专制制度的演绎史。固然,这样简化的观点痛击了演变到近代的中国社会和其中的人所具有的极其阴暗的一些特性,特别是在同时期的西方“文明”社会的映衬之下。可是如果以此推论整部中国史只是毫无意义的专制统治史,则纯粹是一种后见之明,而且抹煞了中国文化当中一直存在的“齐天下”的精神面向和信奉这一价值的士人的不懈努力。只能说,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在西方的崛起是人类史的一个异数。这不是此前的任何一个人类社会中的哪怕最聪明的人所能预见和设想到的。但是,科学一经出现,就必然将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面貌。事实业经表明,这次中国文化的危机和调整是自孔子以来最根本的一次。中国文化的要素已经在进行痛苦的重组和变形,正如在环境剧烈变动下的生物种群的基因库 所经历的快速进化和重组,而其结果是新物种的诞生。事实也已经表明,这种剧烈重组伴随着的是诸多领域中的大规模“西化”。科学及其认识世界的方法论,是中国文化所绝无可有的。为了要将“科学”这一西方文化孕育的奇葩植入中国文化的躯体内,除了尊重科学发现的基本规律而为其提供合适的土壤和氛围,也就是不仅吸收科学知识而其学习西方社会发展科学的经验,没有别的道路。不必惋惜为何中国文化没有孕育出科学。因为整部人类历史事实上是一个整体,是我们人类这个种群在地球上的探索史,所有文明社会中的发现和进展都属于全人类。在这点上,民族的视角是狭隘的。至关重要的是,如果中国文化试图证明自己的价值及其坚韧的个性,便只有全力以赴应对西方文明极其科学所提出的亘古未有的挑战。这需要所有关心中国文化及其命运和前途的人们一起努力,为中国的科学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为在中国发展科学而努力。

文章网址:http://www.ebiotrade.com/newsf/2008-8/200882593558.htm



 
聚散之间 @ 2008-08-27 19:34

随着北京奥运会的结束,随着中美体育金牌榜之争以中国高居榜首而尘埃落定,网友关于“举国体制”的争论再次热烈起来。网络真是一个好东西,在中国的公共言论空间很微小的今天,网络提供了一个所有人可以就各种社会现象发表看法的平台。这也许是中国人获得言论公共空间的突破口吧。关于“举国体制”的质疑肯定不是今年才有的。从2000年悉尼奥运会开始,中国的竞技体育开始发力。在奥运金牌榜上,中国在悉尼奥运会上从第二集团领头羊的位置挤掉德国进入了第一集团;在雅典奥运会上挤掉俄国成为了第一集团的中坚;而在这届奥运会上,取代美国登上金牌榜第一的宝座。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速度,就像中国经济起飞的速度,同样令领先了百来年的老牌资本主义强国侧目。在一个白种人主导了百多年的体育盛会上,一个黄种人为主的国家占据了耀眼的位置,这不能不微妙的打击一下“优秀民族”那执拗的自我优越感。上届奥运会上,中国出人意料的拿了32块金牌,德国媒体醋意般的批评说,这些金牌的大多数都是女运动员拿的,中国阴盛阳衰。而对于“举国体育”机制的质疑,自然也是被超越者获得某种心理平衡的角度。不光外国人质疑,现在的许多中国网友也看出来了,“举国办体育”,使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得益的是少数体育官员和优秀的运动员。举国机制的合理性,因此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其实说到底,中美体育机制就是公营和私营的区别。在美国,热爱体育的人自己出钱去私营的训练场馆学习体育技能,出了成绩归自己,收益也归自己;但是如果自己事实上不是那块料,风险也要自己担。所以是自负盈亏。而中国是一种公营体制,政府建立体育培训机构。对美国的体育机构是收入的,对中国的体育机构来说就是投入。由于前期投入是政府出的,所以运动员出了成绩得了奖金,政府就要分一部分,这是政府经营体育事业的收入。比如网球运动员郑洁比赛奖金的一半要上交政府,因为她出国比赛的差旅费报名费等等都是政府出的。中国的举国机制还在于体育培训机构按行政层级划分,优秀运动员从基层被层层选拔。其结果,中国公营的体育机构相对美国那种个人自负盈亏的体育模式的风险就小很多,而国家级体育机构的风险是最小的,因为运动员都是各地选送的体育尖子,成才率很高。中国体育机构的风险都被各级体育机构消化掉了。这种体制有利于从海量的人口中层层筛选拔尖的体育人才,在国际上出成绩是比较快的。对中国运动员来说,练体育是一种谋生的出路,进了各级政府体育队,就是找到了一份工作。中国公营体育事业的成本其实还是在于各地方体育机构的投入。而说到底,中美两国体育机制的差别,还是植根于政治经济体制的差别。在中国就没有这种私营的气氛,也没有搞私营的民间财力。就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来说,大多数人还是为了一日三餐而奔波,没有余裕去按照个人的兴趣发展自我。于是,这类事情便只好由政府来承担了。问题在于,由于中国的近代历史,大多数民众需要这种国家层面的体育成绩。在谋生的同时,普通的中国人再也不想回到那种被污蔑为“东亚病夫”和被瞧不起的时代了。另一方面,由于辉煌历史的记忆,许多中国人内心还存留着顽强的大国心态,竞技体育是较为便捷的实现普通中国人的大国梦的方式。所以,即便是政府用人民的纳税养活了少数顶尖的运动员,人民也没有太多的怨言。在这方面,官方和人民其实是一致的。然而,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的自信心也在提高。对于大国心态的满足,会渐渐不那么渴求,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其它方式来完成。在这种变化下,对于举国体育的质疑之声会越来越强烈,人们对于自己缴纳的税收怎么利用,会越来越想去了解和控制。
        最后顺便说一下,在这次奥运举办过程中,中国的媒体和许多人特别在意西方怎么评价北京奥运会,怎么评价中国观众的表现和怎么评价中国。最显著的就是央视把奥委会主席罗格的那句评价中的“exceptional”翻译成“无与伦比”,遭到了网民的嘲笑和批评。其实,这个“exceptional”到底怎么翻译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做为政府喉舌的国家级媒体,在谈到政府举办的运动会时的那种“(向国人)邀功请赏”的心态,那种渴望听到“友邦”赞许的声音的心态,以及希望向人民表达自己的政绩的心情。其实表达也好,只是刻意拔高就不很妥当了。与此相连的,还是那个“诚信”的问题。孔夫子早就告诫过,民无信不立。信用对政府来说是无价之宝,是比足食足兵还要珍贵的东西。不知道我们的政府为什么还是这么不珍惜。再说这个外国人的评价问题。听听别人怎么谈论自己当然对于正确的认识自己定位自己是很有帮助的了,而且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上,有时不经过他者之眼的确难以明确定位自己。但是过分的在意,只能说明我们的民族还没有足够的自信。西方人对于东方民族的认识带着深深的文化和种族优越论的痕迹。这是他们几百年来征服世界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自我优越感,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所以在看待西方媒体和人士对中国的评价的时候,也要用自己的眼睛审视一下自己,看看别人的评价是否正确。不正确的,却之门外;正确的,虚心接受。其实今年的种种事件已经表明中国人民的极大进步了,我们对于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既没有“友邦惊诧”似的诚惶诚恐,也没有极端民族主义式的激烈抨击,而是据理力争,用事实和我们的勇敢,挫败西方无良媒体向中国人民泼脏水的行为。这是捍卫我们尊严的举动,这是树立自信的过程。



 
聚散之间 @ 2008-07-28 13:27

该文对于反思国学、儒学热潮是颇有启示意义的。国学、儒学不是让你利用来达到某种目
的的工具。对于经典文本本身的尊重,将其中包含的哲理和启示与当下的生活实践相结合,
才有助于切实改善生活情景。“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此言概不差的。

2008-07-17 龚鹏程 中华读书报

儒学复兴颇见乱象

  20世纪90年代后,传统文化愈来愈受重视,各种被描述为“国学热”、“儒学复兴
”的社会现象,目不暇给。既有学院中竞设国学院所、争开国学班之状况,也
有社会上遍是文化讲坛、儿童读经班,乃至出现国学辣妹、汉服运动之类。各地又或祭
孔、祭三皇、祭五帝,或大讲姓氏文化、尊祖报本,或抬出乡贤名儒,号召儒商。凡此
等等,无法殚述,形成新时代最特殊的文化景观。

  这种文化现象之形成,原因复杂,此处不予分析。因此现在我要谈的,乃是对它的
一些反思。

  不用说,我对内地的儒学复苏是赞赏的。我在台湾成长,当年之理想,便是风雨如
晦、鸡鸣不已,期待儒学能在神州复兴。如今美梦成真,不胜雀跃。看见孔子重被珍视
,圣经贤传又复炳炳琅琅于人口,一本于丹讲《论语》而竟可销行数百万册,全球且遍
设孔子学院,不禁飘飘然又有文化大国国民之感。

  然而,儒学复兴或许又来得太快太轻易了。学术界还没准备好、社会条件也不足,
以致所谓儒学复兴不仅颇见乱象,真实内涵亦颇堪疑。

  例如学界到处办国学院、国学班,可是国学中断或停滞了几十年,如今通晓国学的
人有多少?师资何在?教材又在哪?过去批判孔子的人,如今俯徇时尚,转来讲儒学,
当然没什么不好,但真正的研究又如何?80年代,通过对港台新儒家的介绍与对话,并
整理章太炎、熊十力等早期儒者的文集,儒学研究确实奠定了点基础,也培养了若干人
才。但新时代儒风大盛,儒学研究却其实并无进展。没有新学派,也无新理论。从前留
下来的学术问题,看来也没人在意。因此虽然社会上儒学仿佛热得很,我们内行人却很
明白:儒学研究目前甚是萧条,新意无多,学术社群也没什么活力。

  而就在老成凋谢、中壮辈濒届退休、青年学者又还不成气候的这个时候,社会对儒
学之需求却是空前巨大,要学界提供各式讲员、写各种书。学界根本无法应付,出版社
遂只好大量翻印老书或出版通俗讲论(如张居正、南怀瑾及各大学各名师的讲记),以
应时需。这类书,在盗版市场上更多,足征社会需求之殷。但通俗讲论本来粗浅,内中
且多错误。出版社大出特出,无非图其方便,找个人讲讲,录音整理即可成书,不用等
学者十年磨一剑。印老书,当然好,可是也往往欠缺学术考虑。如胡适《说儒》原只是
一篇小文章,但现在配了图,包装成了一本大书。该文本是有争议的,就一本书而言,
其内容亦显单薄。可是学界现今并没什么总说儒家较好的著作,出版社这么做,恐也出
于无奈。


浮嚣之因

  制度方面,内地的孔庙、书院、朱熹、王阳明、黄宗羲、章太炎等名儒故居及旧址
,现在大都不属于教育与科研体制,而是隶辖文化部门或旅游部门,不讲学、不做研究
,只是辟地做生意,兜揽游客上门。正式教育体制中,大学文科的系所、经费、资源皆
远不及理工商管吃香,学生报考文科的热情也正逐年下降。大学里的国学班国学院虽办
得热闹,国学却迄今仍不被教育主管官署视为一正式学门。儒学同样也非正式学科,只
能挂在“哲学”底下,做为“中国哲学”的一个分支。可是儒学的历史面、社会面等等
,均非哲学所能涵括。此类制度的社会条件若未改善,国学或儒学云云便只是虚热闹,
很难落实。

  社会文化心态方面,则是浮嚣、躁动。感觉传统文化好、感觉需要补充文化知识,
便一古脑儿发起劲来,很有群众运动的架势。这个工程、那个大典,汹汹然好不热闹。
若究其实,却多是空乏无底气的。学术性不足,而普及化太早,有点儿本末倒置。

  这不仅是发展儒学才如此。好日子没过上几天,饮膳品位根本还没提升,已嚷着要
吃粗食吃土菜,说是厌珍馐而贵螺蛤了;人文与艺术,根本还不娴熟法度,对中西传统
不识之无,已然高谈创新,要把自己建立为典范了。此等浮嚣的文化心态,使得大家热
衷于放焰火或看烟火表演,而吝于注意埋水管的工作。媒体与社会联手打造着文化明星
、追求轰动效应,却并不关心上述儒学发展之体制问题,也未必支持学术。令人沉思的
儒学内涵,遂往往在此情境中被简化成一客快餐,或一品点缀快乐生活的巧克力冰淇淋。

  在所谓儒学复兴的这个年代,恰好又逢着经济成长,以致儒学发展颇受经济利益之
驱遣,商业炒作、时尚风潮,构成一幅奇异的风景。

  各级地政府,常以传统文化为名目,办祭典、祀先贤,或打造族谱村、姓氏大会,
建中华文化标示城,并把孔庙、书院辟为观光旅游景点。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旨不
在宏扬文化,而是藉此发展经济,带动地方建设,招商引资。有些城市喜谈儒商传统,
或设法建立新的全球儒商关系,其意略同。这些地方的官与商,都艳称儒学,但据我亲
身体会,大抵对儒学是既不懂也缺乏敬意的。他们办的典礼、召开的学术研讨会,通常
皆无什么学术价值及文化意义,无非搞活动以吸引人潮与钱潮罢了。儒商问题,本来在
90年代是非常有意义的课题,可以做许多理论挖掘与历史探索,但如今也被庸俗化了。

  儒学与企业管理的问题也一样,原本值得深论,可是目前各学院与人才培训机构所
谈中国式管理、易经与决策模式、由历史看管理、中国谋略学、帝王术等等,乃是功利
实用导向的。让儒学与现代企管勉强钩合,以媚时俗,很少人去阐发儒学对人逐利竞名
的批判态度。

  前一阵子李零所写《丧家狗》一书,在我看,便是对上述现象的发牢骚。他说:“
古人云:‘衣食足而后知荣辱’,其实衣食虽足,亦未必知荣辱。”这就是指现今的社
会。他又说:“学《论语》有两条最难学,一是‘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二是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现在,哭着闹着学《论语》的,不妨先学这两条,试
试看。”前者谓儒学强调独立之人格,不当随时俗转移;后者指儒学贵义轻利,富贵名
利均应以义衡之,绝不是如今人般苟逐名利不择手段,然后以圣贤言语涂饰之、附会之
。学界中人助纣为虐,曲学阿世,无怪乎为他所鄙视。其语或嫌尖刻,但时尚化、媚俗
式地发展儒学,难道不该批评吗?


传统与现代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整个社会仍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我国社会的现代化转
型转了上百年,现在还在持续发展其现代性。现代化的基本态度,便是要扫除传统。这
种文化态度,20世纪70年代以后虽替换成“传统与现代结合”“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创造性转化”等说词,看起来不那么斩截、对立,但实质上并没什么改变。而这种社
会,正如PeterBerger《飘泊的心灵:现代化过程中的意识变迁》一书所述,是要奇妙
地消除史迹、遗忘历史的。我们过去的现代化历程不就是如此吗?如今看起来好像业已
不然,可实际上现代化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主要发展动向,人们仍对现代化表现着正面
期待,为社会意识之主流正价值。儒学或传统文化是放在这个现代化框架中被接纳、被
重新认识的,儒学必须符合现代化期待才能获得社会认可。

  对于现代社会中人天破裂的精神处境、机器化的理性态度、科层化的社会及其思维
,西方当代思想家颇有评析,儒家思想中也不乏批判现代性之资源。但在我们这儿,这
些往往都被掩盖或忽略了。谈儒学的人,也许仍是冬烘老学究,徒抱遗经,以护存文化
为职志,而对现代化情境漠无感知,无从应对;也许随顺情境,以猎时名;也许求同存
异,勉求儒学发展之机。



为儒学招魂

  过去的儒学,并不是因帝王提倡了才兴盛的,它有一个较稳固的社会基础:由家庭
而宗族祠庙,而乡里社学,而书院,而乡约自治。生活团体与伦理实践团体、讲学团体
大致合一。故帝王虽或焚书、禁讲学、毁书院,也不能使儒学不在老百姓的生活上起作
用、不能让老百姓不依儒家的伦理去过生活。这个社会基础,在现代化过程中被摧毁了
,所以儒学才变成抽象的理论、无驱体的幽灵。如今若欲招魂,恐怕使之重新被立为国
家意识形态,不如从生活场域的重构来得实际。

  但重构生活场域谈何容易?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家庭型态的变革和家庭结构
的不稳定。现代人在面临科层体制之压迫(例如工作压力、强制退休等)时,既无田园
可归,又无家庭可以退守,而现代社会工作与行动的漂移又强化了人们的无家感,这是
现代文学与艺术中经常谈及的现代困境。人人都想改善,可是被现代化裹胁了的现代人
,哪这么容易就能挣脱现代生活型态的樊笼?连重建家庭在伦理生活场域中的地位,皆
如此困难,遑论宗族、乡里、学校、社会?

  何况还有大众消费文化的问题。消费时代,大众不是接受文化之教养,而是消费着
文化。在这个时代,推展儒学,可能亦只如推销一种新的文化产品。擅于包装与营销者
,自会在其间利用话题传播、区隔市场、异业结盟诸术,销行其产品。大众或分众购买
此等产品,其心态亦类如买维他命补品。胶囊一粒,轻松入口,便蕲能健身益神,并不
感觉儒学是要真正在日常生活上从事“学”与“思”并做伦理实践的。

  那要怎样才能使儒学复兴呢?儒学应以何种形式重返中国?答案其实就隐藏在前面
的批评中。生活场域的重构或许困难,但生活儒学,即以儒学介入生活仍是可能的尝试
。不过那是另一篇文章或一批文章才能谈的事,在此我反而觉得也许先不要谈那么多。
游谈无根,是古代文人之通病,而于今为烈,知识人的实践性都实践在嘴皮子上,以言
说为真实。现在发展儒学,首先不是在方向路线上争辩,而是沉潜下来好好读书。连四
书五经都没通览,却在那儿辩说该不该读经,岂非可笑?在浮嚣的社会风气中,知识人
首先要静定得下来,覃思熟虑,做点理论的突破或文献的掌握。根深自然叶茂,深入了
才能浅出,要做社会推广,先得努力钻钻象牙塔。社会大众呢?则也该知道社会结构问
题若不改善,儒学发展就难,我们自己存在的困境亦无法改变。为了我们自己的未来,
我们不该掠影浮光地把玩古人的智慧,而当崇本务实,更关注生活情境的完善。




 
聚散之间 @ 2008-07-27 01:07

“高丽棒子”是对朝鲜人的不礼貌称呼,常常听到而不解其意。今日搜索网页,得若干解释,多望文生义,牵强附会。唯有一则,甚为可信,乃从中文维基“高丽棒子”条得。原来,罗振玉之孙、学者罗继祖著有一书《枫窗脞语》(中华书局,1984年),其《杂俎》篇“棒子”条(页198)载作者偶翻王一元所著《辽左见闻录》一书,始悟“棒子”称呼之来历。照录如下:

棒子

解放前,聞人呼朝鮮人為「高麗棒子」,不解所謂。解放后禁用,知非美稱。然其意義為何尚懵然也。及讀王一元《遼左見聞錄》,中有一則雲:

       朝鮮貢使從者之外,其奔走服役者,謂之「棒子」。其國婦女有淫行,即沒入為官妓,所生之子曰     「棒子」,不齒于齊民。鬢髮蓬鬆,不得裹網巾;徒行萬里,不得乘騎;藉草臥地,不得寢處火炕。      蓋國中之賤而勞者。

始知其人為私生子,世世相襲,遂自划為一階層,略如吾浙之墮民。雍正元年曾諭令削除墮民籍而習俗仍相沿未革。清末,商部有摺再請削除,文見楊壽枏 《思沖齋文別鈔》謂乃據浙江紳士、江蘇候補同知盧洪昶等呈請,中言浙江墮民散處各郡不下二萬餘人。予婦家蕭山,曾聞墮民男女自為婚配,皆執賤役,是民國初 年猶然也。徹底削除恐在解放后。朝鮮之「棒子」當亦早返為齊民矣。

 




 
聚散之间 @ 2008-07-24 15:03

中国网络“人肉搜索”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张念
2008年7月23日 星期三

都说2008是中国的“抵制之年”,抵制作为一种激昂的修辞性表达,让推理在此完全失
效。因为奥运火炬传递在海外受到干扰,尤其干扰最为严重的发生地在法国,于是抵制
“法属”事物(据说有家乐福超市和法国名牌)的宣言、传闻、故事,在“爱国”与“
说不”戏剧性张力中,沸腾起来。一般情况是,人在受到惊吓的时候,才下意识地冒出
尖利的“不”。高喊着“不”,来表达“爱”的情形,正如“抗法”的修辞性举动,会
惹来抗(违)法的实质性效果一样,汉语的全部美妙就在于她的神秘——修辞大于推理
,模糊挟持精确。

欧洲左派知识分子也喜欢说“不”,他们认为说“不”是启动恰当政治争论的开场白,
他们主要是面对政客说“不”,谨防被他们的言论宣传勒索。拒绝是为了腾出空间,将
人的政治创造力安放进来,让“新欧洲”的政治表达更充分,更有希望。“抵制之年”
说不,或者对火炬传递干扰者说不,是一定意义上的双重否定,抵制抵制本身,是否得
出一个肯定结论,这个结论的内容是什么?爱国不是结论,因为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
一个人爱国,怎么爱国,现代人的回答是:这是我的国家,我要让她自由。而古代中国
人,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所以中国历史中才有蒙元和满清,还得加上一个给辽国纳贡
的宋朝,但人们并没有否认他们的中国属性。爱国是现代人的情操,正如“有爱的婚姻
才是道德的”(黑格尔语)的一样,“爱”源自自由。自由国家的前提是什么,两种契
约论。一种是人民与统治者达成的政治契约——担保正义,一种是人与人之间达成的社
会契约——担保稳定。两种理论层面的契约共同指向一个目标,这就是平等。避免个人
被国家暴力伤害,避免人与人之间的弱肉强食,如果没有这两种契约,每个人都无法免
除恐惧。没有自由国家,也就没有爱国的自由,没有自由的个人,也就没有爱人的自由
。因此,从抵制逻辑衍生出的人肉搜索,也就成了匿名的无用的狂欢。

人肉搜索秉持的原则是:死守道德底线,对触犯众怒的言行追杀讨伐,其实这只能称作
行动纲领,人肉搜索没有原则,也不讲原则。原则是某种源头性的,开端性的东西。以
人肉搜索的主要打击对象“现代陈世美”来看,人们本来生活在现代,却拿秦香莲的叙
事逻辑(故事)来支撑自己的判断。古代人的自由是在传统之中的自由,即宗法秩序。
现代人的自由在契约之中,即法的精神与法的体系。当法的资源不足以解决婚姻问题的
时候,比如让大多数人愤慨的是,婚姻法对出轨丈夫(女人也有出轨的时候)惩治无力
,于是在传统之外向传统资源求救。标举出一个贤良、专一、安分的传统妇女形象,然
后协助她,以人肉搜索的方式,“讨伐”那可恶的“婚姻叛逃者”。

现代性之初的契约原则,其核心标准就是“双方同意”,不管是生活在同一个国家的人
们——主权者与人民,还是任何一个男人与女人组建的家庭,必须征得双方同意。“同
意”可是了不起的历史的一大步,所以经由暴力获得统治权而建立的国家,或者排除个
人意愿,抢婚及父母包办而形成的婚姻,既无正当性,也无合法性。没有正当性,根基
的扭曲必然导致其次生的连锁的灾难性反应。

既使经由同意建立起的国家或者婚姻,当主权者实在是暴戾昏庸的时候,人民也有违约
的权利,就像洛克所说:当人们没有聚集起来反抗市政府的时候,那证明这个政府还是
可以容忍的。同理,当一段婚姻实在让人无法容忍的时候,人是可以“违约”的。

非原则性的问题,才放到道德领域探讨,需要人们在艺术或者言辞的层面争辩讨论,而
不是纠集人力,让当事人“游街示众”。西方有宗教传统,“罪与罚” 归上帝管辖。尤

其个人自由的限度,人们长期处于与上帝争辩的过程之中,比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
列尼娜》,扉页上赫然写着神的言辞: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尽管托尔斯泰如此深爱着
她的安娜,写到安娜卧轨的情节,老托尔斯泰泪流满面,这就是人神之争。从人神之争
,到当代互联网的“人肉搜索”,稍有历史感的人,会出现时空错乱的感觉。中世纪惩
戒通奸的女人,是往她嘴里灌注高温的汞银溶液,而当代互联网惩罚一个叛婚的男人,
就是扒光他的“衣服”——相关私人信息,让肉身直呈网络。这匿名狂欢的游戏受到追
捧,其根源依然是自由资源的稀缺,让每个人无法幸免于暴力,包括暴力实施者自身。

(作者供职于上海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中国知名文化批评人)




 
聚散之间 @ 2008-07-22 18:00

银行如何创造货币供给 http://www.cchere.net/thread/1702473
(来源: http://www.cchere.net/thread/1702473)

韩秀云 http://www.cchere.net/thread/1702473

     在很多人的概念中,我们手中的货币,是由印钞厂印出来的。但是现代社会的货币供给是由银行创造的。了解这一点,对我们正确理解现代经济与金融的运行非常重要。

    当储户把钱放进银行的时候,银行不可以把这些钱全部贷出去,否则当储户取钱的时候银行就没钱支付了,当恐慌的储户都跑到银行取钱时,就会发生挤兑 现象,甚至导致银行的破产。为此,各国政府都规定了一个准备金率,规定银行不能把储户的存款都贷出去,银行必须留下一部分准备金,以防万一来提款的储户 人。比如,中央银行规定法定准备金率是10%,如果储户存了100元钱,商业银行必须把10元钱交到中央银行,剩下的钱才能贷出去,这叫法定准备金。http://www.cchere.net/thread/1702473

    让我们再来看银行是怎样把钱创造出来的。例如,我国的法定准备金率是20%,一个储户有1000元钱存入中国工商银行,工商银行必须把200元钱 留下交给中央银行,它只能贷出800元钱。有一个人正好去中国工商银行借800元钱,他要买一个录音机,他把这800元钱交给商场柜台,这家商场又把这 800元存入了中国农业银行。当农业银行收到这笔钱的时候,这800元钱它不能都贷出去,必须把160元钱上交中央银行,它只能贷出640元钱。如此往复 下去,一个储户的1000元存款,通过银行系统不断的存贷过程,最后变成了多少钱呢?银行新增存款是5000元,新增贷款是4000元,货币总量增加了 5000元,法定准备金是1000元。

    通过这个例子可以告诉大家,钱是怎么从银行创造出来的。这就是商业银行具有的创造货币供给的功能,http://www.cchere.net/thread/1702473

    让我们来看,原始的1000元钱是一个储户放进去的。之后每发生一次贷款行为,银行都要把法定准备金交给中央银行,如此循环往复,这个过程创造出 多少货币?货币供给增加到5000元,是原始资金量的5倍,这是法定准备金为20%的情况。如果法定准备金是10%呢,就变成了10倍,初始的1000元 钱就变成了1万元钱,要是5%呢,就变成20倍。

    原来是这样,人们用的钞票确实是印钞厂印出来的,但是作为货币供给,却是银行通过信用创造出来的。我们同时还看到,只有通过银行的信贷活动,所创 造的新存款,才是现有货币量的增加。所以,当大家把钱放进银行的时候,经济就开始加快了。因为你把钱放进银行,银行把它贷给别人,别人再放进银行,银行接 着再贷出去,一笔钱就这样一直存贷下去,货币供给量就会成倍地增加,经济规模和增长速度可能成倍地放大。http://www.cchere.net/thread/1702473

    因此,当有一天大家都准备把钱从银行取出来放到自己床下藏起来的时候,这个经济的链条就断掉了,在微观上行得通的行为,在宏观上就会产生一场灾 难。最后的结果则很可能变成藏在床下的钱也不值钱了,因为那时的经济可能已经瘫痪了,物价已经飞涨了。这是因为现代社会的经济与银行之间,是一环扣一环彼 此相连、密不可分的,我们经济生活中的货币供应,是在银行循环往复的存贷过程中制造出来的。(本文发表于中国财经信息网)



 
聚散之间 @ 2008-07-16 16:39

在一个赚钱最天经地义以及政治正确的时代,在统治和被统治者都把理想主义和社会公德如敝履般抛弃的时代,哪个人如还抱持着迂腐的理想主义不放,那他一定是在奢侈的浪费自己的青春年华。我们的教育是粉饰现实的,灌输一些过去也许有过而今只有书上才有的理想主义。年少单纯的时候,我是坚定相信这些美丽语言的,甚至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和那个事关整个民族的美好未来联系起来,至少心里抱持那么一些藕断丝连。可是毛时代的理想大厦倒塌后,一场风波揭去了官民之间最后一层羞答答的面纱。暴风雨之后,赤县神州另一场紧张刺激的追逐迅速打响。乌托邦主义的不稳定,务实主义的残酷,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政治的终极意义。理想不应被放弃,那是指引我们迈向未来的明灯;但是道路却必须重新探索,在非此即彼之外,我们能否找到让理想和现实共容的方案?
没有人是可以被牺牲的,即使他是魔鬼;而全体又是必须被兼顾的,正义是必要的原则。与集体主义直接相连的理想主义也许早已寿终正寝,不能让个体生命完满的任何道路都注定要失败。能动的个体,被压抑的大多数,如果不想灭亡,除了爆发没有别的选择。寻找一条途经个人到达全体的道路,是复活理想主义的唯一方案。只有吃饱喝足之后,人们才有权力去做梦,梦中才能笑出声。所谓的超越,只在此时才值得去尝试。